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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法律和地中海国家法律的互动 西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法律文明的诞生与成长，受到了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立法成果的重要影响。

面对这类难以承受的历史和认知重担，作为法律知识人的研究者就特别容易陷入一种蜷缩到乾嘉学问的诱惑，即希望可以依照科学、客观、中立、技术化的路径来处理法律问题。在这种特殊的悖论政体结构下，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法律系统依然无法实现其各自功能运作意义上的封闭和分化，政治权力依然是国家和法律秩序展开与演化的中心，并且经常出自各种货币和财政上的经济实用考虑来决定法律体系的规则制定与司法实践。

这正是黄先生念兹在兹的既带有历史视野也带有社会关怀的历史社会法学进路，这也正是中国法律和中国法学的历史使命所在。以财产权为例，就至少存在多种不同的产权模式的并存：一是传统中国过密化的糊口小农经济和家庭财产制的延续，它也是今天的非正规经济和非正规法律的重要历史根源。黄宗智先生始终是以中国历史语境下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为关照的意旨。以此来安定一个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意义上的历史实践的可持续性。各种宣称理论要为实践服务的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法律学说，究其根本问题就在于缺乏前瞻性和批判性的道德价值维度，特别容易沦为对现实合理性的论证和辩护，从而无法借助对历史实践的认知反向提供改变历史现实的价值指引。

而与此同时，它们都掩盖和回避了中国法律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不正义性现象，缺乏对于中国法律公正性拷问的前瞻性价值的指引。各种基于社会科学政策分析方法特别是有关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益成本分析，则配合教义法学所提供的基础规则框架为其做查漏补缺的规则填补和正当化论证工作。[36] 值得注意的是，这在对教育、培训制度提出挑战的同时，也使得雇佣关系可能趋于紧张。

[19]而在2014年，欧盟又进一步提出投入1150亿欧元的预算进行未来工厂计划 (Factories of the Future。从那一刻起，工业4.0 几乎成为了德国的另一代名词。但是，应当如何解决私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通过税收，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小企业的财政负担，但是恐怕远远不足以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能否抢占智能制造的制高点，将成为大国崛起的关键一环。

更何况，以平台为基础、以数据为驱动的商业平台本身也是智能制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任何一种投资本质都是一种信任关系。

然而，这种约定一方面容易受到格式条款规则的限制，[27]在另一方面也不一定能有效的保护数据财产。高科技企业也只有在确保自身的商业情报不会变成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才愿意以收费的方式授权他人使用自己的数据。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应当采取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大力扶持我国制造业进行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从而最终实现智能化。此外，平台本身也会钳制企业。

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德国掀起了大规模的员工再培训浪潮。必须进行充分的风险评估，才能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责任分担制度。2016年4月通过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更是明确规定了该制度。适当进行省际倾斜，对中西部省份给出更多的融资优待，使得智能制造成为一次后发省份赶超式发展、平衡我国东西部财富分布不均的良机。

智能预期草案（intelligent anticipatory drafting）的提出，也使得立法者可以首先允许进行特定科技开发和应用，但是政府一旦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就可以要求企业或研究机构在一段时间内停止开发或应用，并且思考立法的可能性。[37]在产业转型的情况下，恐怕会有大量的员工不能符合劳动能力要求，此时是否即允许企业将之解聘？在转型期应当如何处理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劳动关系？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然而，也正是意识到了自身理性的局限性，人类开始总结经验、探寻规律，力图找到一个至少不是很坏的指引。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避免战争，但是人类却做出了对彼此最差的选择。

一言以蔽之，市场失灵使得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在这一背景下，数据财产权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励的争论。除此之外，俄罗斯、印度等国也先后出台政策以推动本国制造业升级，其中日本更是早在1989年就已经着手布局。这就进一步地放大了企业商业秘密被窥探的危险。[44]除此之外，德国还鼓励一些以理工科见长的学校的法学院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与其他系所合作的基础上展开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无疑，这并不利于科技的长远发展。

Passau大学则在利用现行法回应工业4.0需求的同时，反思私法的基础理论问题。不无疑问的是，在责任分担领域，网络安全法、数据所有权和认证制度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这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经济奇迹中即可见一斑。本文认为，智能制造带来的法律问题主要包括：企业数据保护问题、个人数据保护问题、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网络安全、网络平台和反垄断、《标准化法》修改、劳动法改革以及既有法律、法学理论与时俱进的问题。

建议由政府引导，公私协力，整合相关领域的研究中心、大学研究所以及先进企业的研发部门，打造统一的研发平台，提供良好的产学研基础设施与环境，以此有效地解决困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种种难题。（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 在《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下，随着员工和智能集成感控系统（CPS）之间的互动增加，系统内员工个人数据的规模和详细程度也将大幅度提升。

而其下辖的每一中心则分别坐落于不同地区，并且在各自不同的领域，为企业提供设备、专业知识和信息等等，甚至帮助企业制定商业计划和辅助创新。在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政策是可以起到类似于法律的作用的。作者：龙卫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林洹民，法兰克福大学博士生。更何况，目前的法律框架被基本证明是有助于创新和技术发展的。

然而，源于生产链条的不透明性，要精确地定位整个价值制造链条上的责任人就变得难上加难。而中小企业则可能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无力承担极高的初创成本，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的事实形成。

未知是人类最大的恐惧。但能否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成为21世纪的弄潮儿，则要各使其能，各显神通。

就法律和科技间的协调而言，无论是修法、新法还是行业标准都可能有诸多不足。这使得政府政策似乎成为了最受喜爱的对科技发展的调整工具。

[29] 《中国制造2025》的背景下，谁应当对机器造成的损害负责？程序员、提供数据的云端服务者还是生产、销售者自身？在由外部入侵导致损害发生的情形下，也应当由产品制造相关者承担责任吗？本文认为，对上述问题不能仓促给出答案。就自设计保护隐私而言，该理念自2006年被英国信息委员会提出之后，就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在珍妮纺纱机时代自由放任是最好地调整生产关系的法律政策。是否应该采纳权利化的路径，一概赋予所有的数据主体要求任何存储自身数据的评估提供合规的数据包，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

此外，本文主张法律不可轻动，并不意味着法律就要对智能制造所带来的法律问题听之任之。（3）对企业数据财产权需要有更多的研究、调研和法律论证。

而智能制造却是基于能够自我控制和自我学习的智能系统在网络当中自动交换信息。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理论和学说便显得必不可少。

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两次世界大战即是明证。